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一十
哲宗皇帝
常平仓
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司马光札子：『堪会熙宁之初，执政以旧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丰岁则农夫粜谷，十不得四五之价；凶年则屠牛卖肉，伐桑卖薪，以输钱于官。钱货愈重，谷直愈轻。朝廷深知其弊，故罢提举官，令将累年蓄积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施行，今岁诸路，除有水災州军外，其余丰熟州处多。今欲特降指挥，下诸路提点刑狱司：乘有此籴本之时，委丰熟州县等官员体察在市斛斗实价，添钱数广行收籴。如阙少仓敖之处，以常平仓钱添盖。仍令少籴麦豆，多籴谷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湿之地，有斗斛难以久贮者，即委提点刑狱相度逐州县合销数目抛降收籴，才候将来市物货价比元籴价稍增，即行出粜，不得令积压损坏。仍令州县各勒行人，将十年以来在市斛斗价例比较，立定贵贱，酌中价例，然后将逐名价分为三等，自几钱为中等价钱，几钱以上为上等价钱，几钱以下为下等价钱，令逐处临时斟酌加減，务在合宜。既约定三等价，仰自今后州县每遇丰岁，斛斗价钱至下等之时，即比时价，相度添钱开场收籴；凶年斛斗价贵至上等之时，即比时价，相度減钱开场出粜。若在市见价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籴粜，更不由取本州及上司指挥，免有稽滞失时之患。仍委提点刑狱、常平提举觉察。若州县斛斗价及下等而不收籴，价及上等而不出粜，及收贮不如法，变转不以时，致有损坏，并监官不逐日入场，致壅滞籴粜人户，并取勘施行。若州县长吏及监官能用心及时籴粜，至得替时，酌中价钱与斛斗通行比折，与初到任时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许批书上历子，候到吏部日，与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许指射家便差遣一次[1]，所贵官吏各各用心。州县皆有储蓄，虽遇荐饥，民无菜色，又得官中所积之钱稍稍散在民间，可使物货流通。其河北州县，有籴司斗斛见多，缘遣州县、转运司见籴军粮处，更不籴常平仓斛斗。若今来指挥内有未尽未便事件，委提点刑狱司逐旋擘画，申奏施行。』从之。其后王岩叟言：『臣伏睹昨降朝旨，文虽详而未通，四方来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旧法，但遇年丰物贱，即于市价上添钱收籴，如年歉物贵，即相度在世实值价例，特減钱出粜，此所以为常平。今既限以价钱，至下等方许收籴，贵至上等，始得出粜，乃是必待丰歉十分而后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视，而不敢粜籴。臣恐久之，天下救灾之备寡，而伤农之患深，失常平本意远矣。臣乞依旧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挥外，余约新降朝旨，别行修定颁降。』户部尚书李常建言：『伏见今常平、坊场、免役积乘钱共五十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贯朽不用，利不及物。窃缘泉货流通，乃有所济，平民作业，常苦币重。方夏蚕毕工，秋稼初敛，丝帛、米粟充满B市，而坐贾富家巧以贱价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终岁之勤，而未免寒饥之患，良可愍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议，于天下州县各置平籴一司，以选人领之，县欲只令主簿兼管，仿古常平粜籴之法，于夏蚕秋稼之时，就其直加数分而敛之。及其价腾也，裁数分而出之，但无亏元价，靡有贏息，无事酬赏，惟以利农桑之民为务，庶乎泉货流通，四民蒙福，三代之仁泽也。』
十一月辛巳，臣僚上言：『朝廷罢俵青苗钱，令诸路提刑司委丰熟州县广行收籴，意欲常有储蓄。而户部乃请令转运司更不收籴年计，止将常平斛斗兑籴，失朝廷养民之意。欲乞诸路转运司合籴年计，并先次令常平籴买。若转运司不预备本钱，过时转籴，与常平仓有妨者，委提刑司觉察以闻。』从之。
四年七月丙申，右司谏刘安世言：『臣等窃谓自罢青苗钱，后来天下州县皆有积镪。朝廷虽更立常平之制，条目甚详，而上下因循，未常留意。既无统属以纠其乖谬，又无赏罚以为之劝沮。加之转运司苟纾目前之急，多端借贷，日朘月削，殊无偿足之期，非有惩革，将不胜弊。伏望圣慈特赐睿旨，取今日以前应于常平敕令严责近限，专委户部删为一书，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指挥，将天下见在常平钱，乘今秋丰稔之时，令五路籴粟一色，其余路分，并相度逐处可以久留斛斗，广行收籴，仍以本司钱修盖合用仓廪，将一路所有钱衮同应付。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县，各随户口之多寡，以制籴之大数。每遇凶歉，依法出粜。籴粜之法，常比市价增減。如此，则官本常存，而物价不能翔涌。或遇旱干水溢之灾，则民有所济，不致流散。朝廷之惠泽，可继而无乏绝之患。相因日久，渐至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于此。惟陛下推至诚侧怛之意，明诏执政协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参酌修定，将来颁降之后，或有犯违，州县委监司，监司令户部、御史台觉察奏劾，庶使二圣恤民之仁，不为徒善之政。传之万世，天下幸甚!』诏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下丰熟州县，依条量添钱广行收籴，仍觉察违慢。
六年七月辛巳，御史中丞赵君锡言：『伏睹元祐编敕文，诸常平钱斛，州县遇价贱[2]，量添钱籴；价贵，量減钱粜，仍申知提刑司。又条诸州县长吏及监籴官任内，如能用心及时收籴，据用过钱本等第酬奖。臣窃谓元祐初年，惩散敛常平钱斛之弊，专用籴粜为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后，州县官吏，多熟视诏条，恬不奉行，故自二圣临御，虽恤民深切，蠲除赋敛，尤多以理论之当渐疏息。然比岁以来，物力凋弊，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无虑数千万贯，钱常壅滞不发?旧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贯流布民间。籴粜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匮，反甚于前，无足怪也。欲望圣慈指挥尚书户部下诸路提刑，令州县先次计置仓敖，今后每遇物斛收成日广行收籴，逐年终，具本并支出粜到色额、数目、价例，高下画一，申尚书户部点检类聚闻奏，仍关牒御史台照会。内有丰熟州县，当职官不能用心收籴，致谷贱伤农，并阙食之际无以备出粜济助人户者，并从本台纠奏，严赐黜责施行。仍乞下有司改修元条赏格，务令优厚，及添桩斗奏黜责一节，所贵劝沮两立，上下尽心。如此，则泉货流通，民力纾缓，仓廪充实，公私皆获利济，可以副圣政敦厚生生富而后教之意[3]。取进止。』
绍圣元年正月辛丑，户部言：『淮东提刑司奏，乞于本路户部封桩并续收到坊场钱内，拨赐五十万贯充常平钱，应副乘时收籴斛斗。欲依所乞，拨三十万缗充常平籴本支用。除助役钱外，于所乞坊场钱内拨赐。』从之。
青苗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诏给散青苗钱不许抑勒，仍不立定额。
元佑元年闰二月丙申（初八日），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详见监司门）。
三月乙亥，诏于常平钱内支赐钱三十万与京西转运司。左正言朱光庭言：『臣尝计天下青苗钱，除昨来支俵外，见在钱数尚多。欲乞将一州见在数衮同斟酌诸县户口多寡，并用收籴可存留斛斗，凡遇丰年，则添价以籴；遇岁小饥，则減价以粜；大饥则以贷之，候丰岁输，更不出息。』诏：『户部指挥府界、诸路提点刑狱司相度合收籴准备数目，须彼处有转运司支遣斛斗，可以兑换，及出粜得行，不至积留损败，保明奏闻。』
四月癸丑，三省言：『提举官累年积贮钱物，委提点刑狱司主之，依旧常平仓法。其常平仓，春秋敛散，及岁成收籴，岁饥出粜，以陈易新，与省谷交兑[4]，及年谷饥馑赈代。主司并合依法推行降代。常平钱谷，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从之。
刘挚七月二十一日奏云：『四月二十八日，中书省依旧常平法为青苗法。』恐即二十六日，误以为八也。按：四月己丑，韩缜已罢右相，吕公著以右相兼侍中，实在五月丁巳朔。此时申书省止张璪一人为侍郎，岂璪常别有申明乎?又据四年五月刘安世劾范纯仁，则复散青苗乃纯仁建议。此但云三省，不及密院，不知何故。又元年八月四日，司马光乞约束抑配札于载四月二十六日敕文，并当考详。
乙卯，左司谏王岩叟言：『伏睹闰二月八日圣旨，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常平仓法：谷贱则增价以籴，谷贵则減价以粜，实所以惠百姓也。搢绅之议，谓是朝廷复此旧法，遂罢出息二分之法矣。今见四月二十六日敕旨，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中外之人，莫不复疑朝廷以利为事，而惜为陛下谋者，失弛张之宜也。伏以青苗之法，公卿、士大夫之论其弊者，固已厌闻于朝。前日之言，臣不复道。请以臣自得于耆老之语，为陛下言。皆曰：「国家之意主于收息，以助用耶?主于惠养百姓耶?主于收息以助用，则无可言者；主于惠养百姓，则某等较量行法已来十六年于今，但见百姓终岁皇皇，翻倒债负，不见一家有增益者。一岁之间，常不免秋则贱粜而纳，春则贵籴而食。日陷于困穷，而不自知。」伏望陛下深察四海已然之弊，远思百姓无穷之困，继在不疑，明诏有司罢青苗法，天下幸甚!』
五月乙酉，监察御史上官均言：『今之议者，必以为往时之散青苗出于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则募民之愿取者然后与之，而有司又不以多散为功，在民必以为便。臣以为不然。今天下民，十室之中，赀用匮乏者十之六七。诱之以青苗之利，无知之民不暇远计，必利一时之得，纷然趋赴。虽曰不强抑配，然而散敛追呼、督促之烦，道途往来之费，轻用妄费、贱售谷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愿行闰二月八日诏书，罢去青苗，复常平昔年平籴之法，兹万世之通利也。』
六月辛亥，御史中丞刘挚言：『准今年二月八日圣旨，内一项提举官累年积蓄，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主管，依旧常平法。臣伏详常乎财用既归提刑司，又言依旧法，则自是合熙宁以前提举司所行常平粜籴之法，事理分明。续准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因中书省检会，遂将前项制旨内，依旧常平法指以为青苗散敛取息之法申明行下。命令反覆，天下失望。寻闻臣寮累有论奏其事利害，臣不复言。今来复睹吕惠卿责降制词，有「首建青苗」之语。夫以建议者为罪，则是朝廷知青苗之不可为也。苟知其不可为，又坐首议之罪矣，而独安然行之，此臣之所以未谕。苟以为此法诚有利于天下，则何故明于制诏，坐以为蠢国害民之罪哉?伏望深究利害，特降睿旨：常平钱并依闰月八日敕旨。仍申明敕内应常平法，谓熙宁以前常平粜之法，以幸天下，以信号令。』
八月己丑，司马光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曰：『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立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近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勾集，或排门抄摺。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较。访闻人情安便，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结常平仓钱斛，限二月或正月，只为人户欲借者及时得用；又令半留仓库，半出给者，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又令取人户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虑恐州县不晓朝旨本意，将谓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谷，广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责严急，一如向日置提举官时。今欲续降指挥，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纳保，赴县乞请常平钱谷之时，方得勘会，依条支给，不得依前勾集抄札，强行抑配，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如有官吏似此遣法搔扰者，即时取勘施行。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从之。录黄过中书，舍人苏轼奏曰：『臣伏见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稍加损益，欲行鄡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受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于设法罔民，便一时非理之私，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已下人户[5]，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庚寅，御史中丞刘挚言[6]：『臣近以吕惠卿谪降告词有「建青苗」之语，而青苗之法未罢，曾具论列。不蒙采纳，理有未安，义难苟止。盖天下之理，惟有是非而已。陛下谓青苗之政是耶?苟以其法为是也，则首议者无可责；苟以其议为非也，则此法不当行，二者甚易晓也。今一事而两之，其用之于责人则以力非，其用之于取息则以为名，实不应深累国体。臣恐四方得以窥朝廷，而罪人岂得无词乎?伏望圣慈，载加究察，速令检会，依今年二月敕命，用嘉祐常平法申明施行，以一政令，使民苏息，被罪者慑伏。』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觌言：『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二圣临御[7]，尽革众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删立旧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晓圣意。窃闻近日左右臣察有以国用不足，欲将青苗补其阙乏者。圣心未察，是以为之迟迟。臣等虽愚，以为自古为国，止于食租、衣税，纵有不足，不过补以茶、酒、盐税之政，未闻复用青苗，放债取利，与民争锥刀之末，以富国强兵者。窃谓臣下每有献言，宜一切折以公议。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断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笃乎!陛下必欲决此深疑，即当尽出台谏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议得失，不当隐忍不辨是非，而用其言也。如众议必以罢之为是，即乞早赐裁断，以慰民心；必以罢之为非，亦乞显行黜谪，以惩臣等狂妄。』
辛卯，司马光札子：『昨于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挥，令于正月、二月支散常平仓钱谷。窃虑州县多不晓朝廷之意，将以却欲广取青苗钱、多收利息严行督责，一一如未罢提举官时。勘会青苗钱利民甚少，害民极多，臣民上言，前后非一。今欲指挥遍下诸路提点刑狱司，自今后，其常平钱谷，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粜籴，其青苗钱更不支俵。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皆除放，只令提点刑狱契勘逐州县元支本钱，随见欠多少，分作料次，随税送纳。』诏从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青苗钱。四月二十六日指挥，盖出纯仁意。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皆不纳。光寻具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者。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于帘前，曰：『近日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王岩叟等所称大臣，实指纯仁也。
绍圣二年七月己亥，户部尚书蔡京言：『窃见熙宁中，先皇帝以天下之本在农，故稽参先王、《春秋》补助之意，行散敛之法，薄取其息，以为放阁欠免之备，故兼并得不专辟阖之科，而农得尽力南亩，不为兼并所困，实大惠也。行法之初，论者不一，赖先帝神武英明，断之不疑，以克就绪。数年之后，取者云集，纳者幅至，天下仓库盈衍丰羡，而财不可胜用。自元祐废罢以来，兼并得纵，农渐失业，向之所积，支用殆尽，以至于今，未之复也。今欲乞下有司，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参取增损，适今之宜，立为定制，以幸天下。』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言：『自元祐罢提举官，钱谷为他司侵借，徒有应在，所存无几。欲乞追还向所侵借，令当职官依限给散，以济阙乏，随夏税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弊，谷贱则增价籴以助农，谷贵则減钱粜以与民，虽有水旱，人不损瘠。』奉议郎郑仅言：『青苗之法，其利济甚溥，然而行法之吏不能尽良，故其间有贪多务得之扰，转新换旧之弊，此吏之罪，非法之过也。窃谓青苗、义仓最为便民，愿诏有司以次施行之。』朝奉郎郭时亮言：『愿复青苗法，不课郡县定额，听民自便，而戒抑配沮遏之弊；复诸路县邑抵当法，付令佐主行，而戒苛碎邀阻之弊，令常乎司与郡县访求民间沟洫之利，以备水旱。』承议郎许几言：『比者明诏有司条具免役旧法，颁之天下，又命择提举官推而行之，甚大惠也。然常平义仓、抵当、农田水利、坊场、河渡复行之令，未尽诏也。欲乞尽付提举官，次序而复之。』奉议郎周纯言：『今复置常平官，而诏告乃止于免役法，恐名未正也。元丰称常平等者，谓常平、免役、坊场、农田水利、保甲、义仓、抵当也。愿诏大臣斟酌增损，如免役之法，则常平官名实正矣。』右承议郎董方言：『青苗之法，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可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
市易务抵当附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中书省言：『今年正月九日赦书，内外人户见欠市易钱物，并仰所属勘会元赊请本息等钱，并已纳见欠数目条具闻奏。其息钱当议減放。在京至今未见有司依赦以闻。』诏监察御史刘拯、兵部员外郎杜常、太府少卿宋彭年赴御史台置局，点磨所欠息钱，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外，合纳数目关所属[8]，依条催纳。仍晓谕人户，并具无欺弊闻奏，限一月。
八月己巳，户部状：『勘当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当，至今一年月余，逐旋申明条画颁行。访闻诸路商贾，少愿市卖物货人官，本处官吏或不晓法意，未免拘拦障固。本部虽屡行约束，尚恐未能止绝，岁课未集，已有侵扰之患，兼勘会镇寨市易抵当，已准敕旨，更不兴置。今相度，除诸路州军抵当收息至薄，以济民间缓急。可存留外，其州县市易及余处抵当，一切皆可省罢。』从之，仍诏抵当如敢抑勒，依纳常平钱物法（抵当元不罢，但罢市易而已）。
十二月戊申，兵部员外郎叶祖洽奏：『市易之逋，一旦官中以法督促，近虽有宽期会、減分数之惠，然民力已弊，必无从出。愿敕有司检察，如委无可纳，特议蠲放。』诏大姓户见欠市易三分息钱，并特与除放。其人户本钱，仰所属，依详前后指挥催纳。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朝散大夫、光禄卿吕嘉问知淮阳军，以监察御史孙升言市易之法初行，嘉问失限甚多，故有是命。
闰二月甲辰，诏户部应诸路人户见欠市易钱，并特与除放。己酉，诏：『市易务见计置下，准备外国人使收买之物，约五万余贯，今止据见在数目供卖，候结绝，罢行计置。今行人依旧例供应。所有元丰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西驿买卖祗应，令市易官认出卖朝旨更不施行。』丙辰，诏：『应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在京委太府寺，开封府界令提点司，诸路令转运，各限一月取索逐户元请官本点勘，特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已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亦依此，许以纳过罚钱折填净利。已上通折外，尚欠官本钱并净利，而家业荡尽及无抵保，或正身并保人孤贫者，权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积欠免役钱，与減放一半，余分限三年，随夏税带纳。所有今月四日勘会欠负指挥更不施行。』
七月壬午，右司谏苏辙言：『臣顷曾上言，乞将市易欠数人户通计所纳息钱数，如已纳及所请官本数目，即与除放。蒙圣恩依此施行，德泽旁霈，所及甚广。然臣访闻京师欠钱贫乏之家，从初多作诡名，请新还旧，以此无缘通计息罚，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户。臣近日再行体问，据通直郎、监在京市易务宋肇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贯以下人户一例除放[9]，则所放人户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务一宗节目及利害文字请臣论奏。臣详究其说，窃以市易本钱，前后诸处拨到共一千二百二十六万余贯，中间拨还内藏库等处，共计五百三十万贯，朝廷支使过，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余贯，即今诸场务见在，共计三百五十三万余贯。将此三项已支、见在计算，已是还足本钱，则今来人户所欠，皆出于利息。若将见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所放钱数不多。伏乞圣慈较其利害，断自圣意，特与除放。或因将来明堂赦书行下，或更溥行诸路，则细民荷戴恩德，沦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胜计。然臣窃见太府寺今岁终较课，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其官员等第保明闻奏[10]。自来市易官因此酬奖、转官及请赏钱，所得无数。今来既见市易已支、见在之数仅能还足本钱，则以本理息，皆是欺罔。从前官吏转官请赏，皆当追夺官爵，及所赏钱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后缘市易转官、请赏之人依理施行，内有吕嘉问，系创行市易，害民最深，虽已经责降，尚窃有民社，未允公议。更乞重行窜谪，以谢天下。所有宋肇札子三道，臣辙备录进呈如左。』
明堂赦书：应內外欠市易钱人户，见欠二百贯以下，并特与除放。盖从辙所请也。二年四月丁未，李常奏议，更许之。
癸未，户部言乞罢市易所，置卖盐场。从之。
二年四月戊申[11]，户部尚书李常言：『臣愚夙夜思今日人情犹郁，穷弱尚困，唯有市易一事。臣质之簿书，考见详实。自蒙恩赉除放二百贯文以来，消減亦不少矣。昔称三万户者，今存四十余保矣。昔称百余万缗者，今才一十九万余贯矣。蠲除者既见不少，理索者独为不幸。蒙蠲除者宽绎自如，方理索者禁锢困苦，此穷困之情有所未舒，而臣愚窃虑和气因以未浃也。臣待罪户部，典领邦计，凡一钱之金、一尺之帛，莫不为朝廷爱惜。今不顾万死，冀以蠲放为事者，诚以上累圣政，下挠至和。伏望圣慈决之不疑，出于独断，兼先帝详除已久，社祭在近，若于此时特下诏令，尤为宜当，而比诸崇异方之教[12]，以祈福祥，相万万也。』
五月乙卯，诏：『一应官员市易增羡酬奖，惟身亡、致仕及得減一年以下磨勘人并免，其余转官陞任減年磨勘循资者，并各追夺一半，循一资，升一任，以磨勘年数比減之。选人俟改官后展其循资。已改官并減年磨勘不成一资者，并以磨勘年限对展。内吕嘉问追三官，展四年磨勘；吴安持追两官；贾昌衡追一官。』
三年二月己亥，诏罢变卖市易司元丰库物。从三省请也。
校勘记
[1]射家 原本『射』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四补。
[2]价贱 原本作『价钱』，据《长编》卷四六二改。
[3]厚生 原本『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六二补。
[4]省谷 原本作『者谷』，据《长编》卷三七六改。
[5]第四等 原本『等』字作『第』，据《长编》卷三八四改。
[6]御史中丞 原本『御史』下衍一『下』字，据《长编》卷三八四删。
[7]伏以 原本『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四补。
[8]数目 原本作『数臣』，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9]若截自欠二百贯以下人户一例除放原本『自欠』作『日久』，据《长编》卷三八三改。
『放』字，原本脱，句义不足，据《长编》补。
[10]其官员 原本作『具官员』，据《长编》卷三八三改。
[11]戊申 原本作『丁未』，据《长编》卷三九九改。
[12]比诸 原本『比』字上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九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一
哲宗皇帝
回河上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绛陛见，面谕河北水灾，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赐告。时河决小吴未复，议者欲为支川，傍北都注故道，魏人惴恐。绛五上疏，乞复澶渊故道。朝廷为之寝河役。
九月丁丑，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
元祐元年四月己丑，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向者知澶州王令图辄有论奏，欲于迎阳埽开浚旧河，使水东注，及乞于孙村地分金堤置约，使河流复归故道。河北转运司并不计审利害，继有论奏，欲朝廷先委王令图相度，自迎阳埽已下，许令一面经画，才候止日，放水入旧河，仍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水势，归复故道。朝廷差李常、冯宗道相视[1]，未至本处，而转运使范子奇、李南公自知欺诞不可掩匿，乃于正月十八日论奏，又牒李常，称迎阳、孙村两处回河委是不便。及常等相度，俱称不可，已罢其役。按：河流回复，自古及今，最为中国之大事。今缘令一言，遽欲兴复，开旧塞新，及朝廷遣使按视[2]，具见其实[3]，则方露底里，以为难成。同异两端，情涉侮玩。愿付有司勘治子奇、南公之罪，以戒欺谩。』诏范子奇、李南公各罚铜十斤，展二年磨勘。吏部侍郎李常、勾当御药院冯宗道言：『准朝旨相度黄河利害。臣等所至，历览其堤防，全未高广，物料亦未有备。缘堤防之设，全系水官；物料之审，责在本道。今经涉岁月，尚尔未集，以是知水官未得其人。欲乞添置使者。』诏添置外都水使者、勾当各一员。
十一月丙子，相度河北水事张问言：『臣至滑州决口地分，相视得迎阳埽至大、小吴埽水势低下，旧河淤淀。若复旧道，功力难办。请于南岳大名埽地分开直河，并签分引水势，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从之。
二年二月己丑，王令图、张问奏乞分河水入孙村口，已蒙依奏。寻准旨未行，令乞依前奏开修。从之。
《政目》八日事当考详。问前奏在去年十一月二日，又十二月六日，令图、问再视按。二年二月八日，诏从王令图、张问奏，开修孙村河。〈实录》并不书，此据吕大防〈政目》。然既从二人所请，令图寻卒于三月十七日，其次日，即命王孝先代之。孝先亦同欲开修孙村河者也。四月十三日，又命顾临代范子奇为转运使，以河议未决，一十六日，乃诏转运使、副与水官共议开修的确利害。据此，则二月八日虽降开修指挥，寻却寝罢，故今复令有司别议[4]。
十月丁亥，河北都转运使顾临等奏：『乞将应缘讲议河事行遣，并依元降朝旨，以「讲议河事所」为名，候议定合开修去处奏闻，及依故事，朝廷差官覆实，委得允当，许令兴工，复为「都大提举修河司。」』
三年二月己丑，知大名府冯京言：『准敕开修減水河，在本府护城横堤之南。请下有司预行固护。』诏令都大提举修河司照会。初，元丰八年十一月，朝廷用王令图议，将复大河故道，诏李常视之。常言不可，役已兴，旋罢。时元祐元年正月也。其月，又诏张问同令图相度。问请开孙村水口河以分減水势，朝廷既从之，寻亦中辍。二年三月，令图死，王孝先代领都水，亦欲开孙村口減水河如令图议。知枢密院安焘两奏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人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限强寇，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每决而西，则河尾益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敌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至计也。』太师文彦博议与焘合，中书舍人吕大防从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议，同列莫能夺。中书舍人苏辙见右仆射吕公著，乘间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公著惊曰：『君何言欤！』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唯唯曰：『当与公筹之。』然竟莫能夺也。回河之役遂兴。丁未，曾肇言：『昨奉使契丹还，过河北，窃闻朝廷命王孝先开孙村口減水河，欲为回河之计，调发河北及邻路人夫应副工役。询之道路，皆云：「见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系黄河退背地分，恐难成功。当河北累年灾伤之后，未宜有此兴作。」伏望圣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监司公共讲求，使议论早定，不至枉费民力，更招后悔。』
十月戊戌，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庚子，三省、枢密院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左仆射吕大防、知枢密院安焘、中书侍郎刘挚、退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5]、右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留身，存前奏曰：『适诸臣敷奏河事，臣预闻议论，乞更少采。愚见孙村口回河利害，论者不一。近召谢卿材、张景先以与王孝先及俞瑾商量。卿材状称河势北流顺快，乞不行闭塞。孝先等状称惟孙村口可以取水，还复故道，须治故道[6]，旧堤乞更展一年。如将来不测，大河泛涨，冲过直堤，淤淀故道，或河道变移[7]，别无取水去处，乞免修河官吏责罚。且孝先等系建议官，其说却如此，是亦未能保必可以成功。只开減水河浚故道[8]，治旧堤，计用兵夫数万、物料数千万，尚未塞，将来闭塞河门所费用五号若果能回复大河为永远之利，虽更劳费财力，亦不足计较。今据其说，乃是侥幸万一成功，未有的确利害。将来若回河不成，是虚弃数千万物料，困数路民力，岂得不虑?又诸臣言设险事，此固为远虑，然须因地势回复大河，方可为险。如孙村口回河不得，亦须别行相度。边寇若御得其道，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岂是设险之效?苟御失其道，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当时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须且详究利害。惟是民力，不可不惜!』又奏：『昔河决天台埽，是时章献太后垂帘，两遣近臣按视，预积物料，数年然后兴役。今何惜遣一二近臣按视，候见的实利害，然后兴役，亦未为晚。臣非为异论，实以忧责所系，不敢不尽愚欵，愿陛下慎重此事。』太皇太后曰：『且更熟商议。』于是收回戊戌诏书（此据《范纯仁家传》增入）。
十一月甲辰朔，三省、枢密院言：『检会都水使者王孝先，于西岸上自北京内黄第三埽先起截河堤一道，与旧河孙村口相属，仍相度于樊河第三河靠水作缕河小堤，闸断河门；于大名府南第四铺下至孙村口北，仿往时作汴河规模，开修減水河一道，分杀水势，东移入河。寻召到李先及俞瑾等，令陈述利害。据李先等称，除孙村口外，更无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处。其孙村口欲作二年开修，今冬先备旧堤梢草一千万束，来春下手，先开減水河分減水势，所用兵夫已前由定数，至元祐五年，方议开塞北流，回改全河入东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供结罪保明状讫。看详除预备旧堤物料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塞北流回河入东流故道，并来年开減水河，虑别有未尽利害，欲差官躬亲相度，具经久利害，诣实奏闻。』诏差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躬亲往彼相度，并具的确，遵利害画图，连衔保明闻奏。如孙村口不可开河，即别下近界河路逐一处，亦具保明闻奏。
九月五日，苏轼云：『孝先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然则孝先建议，必在九月五日前奏。
文彦博、吕大防、安焘三人者实主回河议，范纯仁独以为不然。主议者谓纯仁曰：『某累官河北，河上利害，晓之熟矣。公足迹未尝及河北，安知其利害?』纯仁曰：『利害则非纯仁所知，至于水性趋下，则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纯仁不敢坚以回河为不然，但以：『边事未宁，百姓尚困，国家府库财物有限，主上初即位，垂帘之际，兴此大役，安得不审慎乎?』乃议再遣百禄、君锡按视。范纯仁又言：『水官不候相度可否，便计买先修旧河埽梢草一千万束，用钱近四十万贯，此是将寻常价例约度。今来立限，要二月中有备，则必诸州争买，价例更高，不惟所用钱物浩大，官吏逃责，恐不免劳扰。既称开減水河，只要试探水势，已计梢草若千万束，内若干旧有，若干今买，即来春所用兵夫，须与梢草相称，方能了当。其开減水河，本只欲试探水势，已费财用如此，将回复大河、塞决口，都未曾及，此正臣前所谓用过财力既多，欲罢不能之端也。兼议者始谓今年丰熟，梢草易为收买。以臣愚见，惟是草一色岁丰易得外，其梢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园林，凶年方肯斫卖，丰年却恐难得。况大河既未全复，物料自当減数。设欲预备，亦须渐次计置。』户部侍郎苏辙言：『近闻回河之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虽权罢大役，而兴修小役，竟末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默，谁敢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闰十二月，范百禄、赵君锡既受诏同行视东、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见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知河决不可回，即条画以闻。
四年正月乙未，范百禄、赵君锡既面奏河不可回，乞罢修河司。旬余不报，于是上疏奏曰：『窃谓本朝河决必塞，已塞复决，未尝复行于故道也。今河行大岯之西，至于大陆，分注木门，由阎官道会独流口，入界河，东归于海。合禹之迹，前人欲为而不可得者也。元丰以前，未有回河之论。八年以后，乃有若王孝先、俞瑾辈敢妄议回河。孝先身为水官，无容不知有此。臣既按视，究见利害，而大臣廷议，踰月未决，臣窃惑之。又况元丰四年，小吴河决。未两月，而神宗皇帝神畿睿断，不下堂而见万里之外，顺天地卑高之性，知百川脉络之理，明诏中外，藏之有司。其大略曰：「故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复。自今更不开塞。」于是远近心服，人无异论。今孝先等乃敢横议，违戾先帝明诏之意。欲望睿慈亟罢修河司，以省大费。正孝先之罪，以明典刑。则天下幸甚!』己亥，诏罢回河及修減水河。
四月壬子，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侍中赵君锡条画以闻。
七月丙申，都水监言：『黄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口，后来泛滥，未著河漕。朝廷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盖新河堤防与故道金堤殊绝，若以为北流无患，则前年河决南宫下埽，去年决上埽，今年决宗城下埽，岂是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赴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赴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危或决，皆在东岸，显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无以为经久之计。昨来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臣前之急，而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本监勾当公事李伟状：相视得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功毕，更拨沙堤第二口減泄大河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在国家为无穷之利。必欲经久，遂作一一股，仍须增添役夫，乃为长利。然未下监司、州郡、外使者、北外丞看，即今所修，较之利害，孰为轻重?』诏令河北路安抚司、监司、外使者、北外丞司，限十日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十日，苏辙言李伟张皇申报。八月十八日，置修河司。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臣去岁领户部外曹，以财赋不足，而开河之议不决，河北费用不赀，曾三上章论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孙村以东故道高仰，势决难行。是时大臣之议，多谓故道可开，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赵君锡亲行相度。百禄等既还，皆谓故道不可开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不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趋下，可以一言而决，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权要，效其诚说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议，皆以为当。臣窃闻见今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而见今申报涨水出崖田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夫工，开河道，进锯牙，欲纳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使东行，实同儿戏。臣愿陛下急下有司，且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其故道堤坏决之处，略加修完，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纳等事，一切不得兴功，仍不许奏辟官吏、调发夫役。候河势稍定，然后议之。不过一月后，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而羣小妄说，不攻自破矣。』己酉，河北路转运使、都水使者谢卿材为河东路转运使，权河东路转运使、直龙图阁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河北路都转运使，兼外都水使者。时复议回河，故徙卿材。然子奇寻亦复以直龙图阁归故宫。乙丑，都水监勾当公事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具到乘势开塞大河北流等利害。』又言：『直堤第三铺水势顺快，故道渐亦为备。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力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仍以都提举修河司为名，差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举，以伟为专切管勾应办回河等事。
七月二十八日，初用都水议，令诸司保明回河云。诏以回复大河，都提单修河司调夫十万人。
九月乙未，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元丰四年，河决小吴，神宗皇帝下诏，更不修闭决口[10]。宣谕辅臣曰：「以道治水，无违其性。」朝廷疑惑[11]，故先遣李常、冯宗道，后又遣臣叔百禄、赵君锡按视，皆言无可塞之理，即用北流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八九。李伟希合执政，无所忌惮，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谋于众，即依得伟奏，置都提举修河司。既开直堤第四铺口，而第七铺危急，自八月八日救护，至二十八日，用梢草百万，调急夫七千人，官吏自夜达旦，扫緷愈危，随即垫去，终未能守，而直堤自溃决。令【杰按：令，今之误】才开第一铺，河势变移，人意已不能测。将来闭塞北流，何止万倍于此?臣窃见去年初遣二使之时，大臣方且力争，或曰可塞，或曰不可塞者已罢免，所以庙堂无异议之人。及二使还奏，大臣议论犹不能一，独陛下圣意主张，遂罢修河司，中外无不以为至当。今才历三时，复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为不可，陛下又以为不可，以执政耻其前言之失，必遂欲遂非，妄举大役，轻动大众，河本无事而人强扰之。伏望陛下明谕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轻动众，无以有限之财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测之巨壑；勿狥一言之失而必不成之功，罢提举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决溢，随宜救护。臣自闻复置修河司指挥，即欲建言。臣叔百禄尝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踌躇，至于阅月。今中外汹汹，皆言不便。臣有言责，若避嫌缄默，坐观国事有误，臣之罪大矣!』亦不报。
祖禹新传云：『朝廷卒从其议。』按：此时初不从，卒从之耳。或附十月四日祖禹未迁给事前。
十一月己丑，中书侍郎傅尧俞言：『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奉圣旨，令臣与宰臣等更商量河事，密具奏闻。臣与文彦博、吕大防以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轻，不能回夺。兼缘都堂议论，婉顺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吴已役五万余夫，兵士不在其数。将来诸路调发人夫数十万，殚国财，竭民力，以就非急不可成之役，兼虑春中，或遇雨雪寒冻，不唯怨嗟溃散，枉费物料钱粮，亦恐伤害人命，其数不少，此陛下所深知，臣不复具论列。今主议者云：「欲回河以缓北流之患。」而未尝于北流略为堤备。若将来河势不可东流，不幸又加大水，则北流之害，岂可御哉?欲望圣慈或因寒雪，或因他事，批出指挥，直罢修河司，浚孙村口，准备分減涨水，因便检讨北流紧急堤岸，疾速修完，不管疏虞。候三五年，更看河势，然后别议，则两边俱无所失，上下安乐，可以全河北百姓，变祸为福，其利无穷。在陛下神断，一言而已。』
十二月癸丑，三省、枢密院言：『昨令都提举修河司从长择一顺快处回河，差夫八万、私雇二万充引水正河工役外，北外都水丞司检讨到大河北流人夫二十万四千三百一十八人，故道人夫七万四千五十六人，两项共计二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人。今都水监丞李君贶等检计裁減水河，其差夫八万人，于数内減作四万人充修河工役，于李君贶等裁定差夫内，共減作一十万人，令修河司通那分擘役使，余依元降指挥。』
五年二月己亥，诏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修減水河。庚子，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阔远，宜权罢修黄河。以御史中丞梁焘、谏议大夫朱光庭言东北久旱，河役动众，恐妨农事，故降是诏。焘奏：『臣访闻东西旱气阔远，窃虑河事大役，人情劳怨。调众妨农时，其招灾害之由，疑亦因此。望圣慈详酌，权令住修河，候秋熟日取旨。』光庭奏曰：『昨议修闭大河北流，天下之人皆谓北流就下，而未可强使之东，俟一二岁，观其水势所向，果有太过之势，因而导之，岂不易哉?朝廷审以为是，遂权罢闭北流。而水官元主议者殊不决所欲，盖所欲本在于侥幸朝廷美官。若一切罢去，则遂无事矣，故犹为減水河之策，意在我之前议未为过失，而又得依旧广占官吏，事权在手，以从私意。今修河一事，只因用李伟一小人，且減水河开与不开，殊无利害，若只留堤口，涨水大则势须自过，何须更役人开浚哉?臣愚欲望朝廷罢李伟小人职事，悉減修河司官，放罢见役开減水河兵夫，只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并州县官吏，将见修护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循理施行。如此，则兴事不妄，人情妥安，上天之应，必降膏泽。』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府，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臣前此在政府，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东，恐变改不定，时不可失。臣以前车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尝屡有奏陈。蒙陛下专遣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寻蒙宸断，宣谕大臣，令速罢修河。三两月来，却闻孙村有溢岸水自然东行。议者以为可因水势，以成大利，朝廷遂舍向来范百禄、赵君锡议，而复兴回河之役。臣观今举动次第，是用时不可失之说，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难成及三五年间必有溢决为虑，只且以河水东流之后，增添两岸堤防铺分，大段数多；逐年防守之费，所加数倍，则财用之耗蠢与生民之劳扰，无有已时。更望圣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预约回河之后逐年两岸埽铺防捍工费，比之今日，所增几何，及逐年钱物于甚处出办，则利害灼然可见。』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收矣[12]。』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许输钱免夫，县令上下，皆以为便，纯仁独忧，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岁差夫一下费万钱，今已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往回奔走与执役之劳，岂不便乎?』纯仁曰：『每岁差夫虽曰万钱，然携以随身者不过三千文，得一丁就食于官，是民间未尝有所费也。今免夫所出七千，尽归于官矣。民又俨然坐食于家，盖力者身之所出，钱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无，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亲执役者以为便，穷民有力而无钱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计其的确合用之数，纵使所差倍其所役，民不甚劳苦。今若出钱以免夫，虽三分之夫工，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钱，其弊无由致察。又从来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钱无远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则为民之害，无甚于此。』
三月丁卯，都水使者吴安持言：『大河新水向生，请鸠工预治所急。』戊辰，侍御史孙升言[13]：『臣伏见李伟、吴安持自去岁兴回河之议，二人相与诬罔朝廷，而安持诡谲多奸，既已诳惑大臣，不肯同任其责，万一侥幸其成，则欲享其利；败事，则将来归之建议者。遂令李伟于去年八月独奏陈大河要切利害。』又云：『窃观今日两岸增进马头、锯牙，其沙河直堤水口自已通快，显有全回之势，惟与都水使者吴安持晓夕讲究，见得上件利害灼然[14]，安持遣官暂赴尚书省禀议：「伏望圣慈早赐宸断，即乞复置修河司，其官属诸般事件，并依昨来已降例施行，所贵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条理，可以乘时建立大事。」李伟、吴安持协比为此奸言，朝廷遂以为信，并依所奏施行。今日考其奏请之言，无一验者，而枉费财用、民力已不可胜数，远近为之骚然。上赖宗庙社稷之灵，圣聪睿断之果，昭察奸言，一切放罢。不然，患害有不可言者。吴安持、李伟利口轻儇，欺罔奏陈，传播中外，奸言显露，罪恶难掩。伏乞早赐指挥罢斥，以协天下公议。仍乞罢修河司，候有定议，别听指挥。』
九月丁亥，宣德郎孙迥知北外都水丞[15]、提举北流，右宣德郎李伟权发遣北外都水丞、提举东流，同共提举北京黄河北外，仍那移两河人兵物料。
是月九日，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大河北流，经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之溢，孙村地形低下，涨水东出，因此张问等辈欺罔朝廷，为回河之议，自是北京生灵怀鱼鳖之忧，日夜为迁徙之计。监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难矣。其去岁八月，宣德郎李伟辄敢献言，欲闭塞北流，回复大河，力排众议。万一私觊功赏，朝廷为之置修河司，调发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买梢茭，百费并举，河北、京东西路公私为之骚动。万口一词，知其无成。上赖陛下圣明，照知利害，然犹未能尽罢其役，始令开減水河，次因旱灾，令权罢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罢，李伟仍提举东流故道。复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寻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检举取旨。今涨水已退，而伟终不罢。据今月三日圣旨，止是依吴安持等所请，候霜降水落，从北外丞司相度，将梁村口至孙村河身内妨碍处取豁河槽，候冰冻消释，地形顺便，随宜开导，务令深阔，酾为二渠。臣详观安持等说，盖犹挟奸意观望朝廷，欲徐为兴动大役之计，以固权利。以臣观之，修河司若不罢，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伏乞指挥大臣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前欵，流窜李伟，以正国法。』
十月癸巳，罢都提举修河司。苏辙又言：『臣近奏乞罢修河司，并责降李伟。寻准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李伟权发遣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准十月二日圣旨，罢都提举修河司。臣以为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与不行臣言无异。谨按：李伟屡以奸言动摇朝廷，兴起大役。于去年八月中，独衔奏称大河见今已为二股分行。虽然，当于第四铺地分更行开广河槽，只得兵夫二万，于九月兴功，至十月寒冻时毕功，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凡伟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伏乞检会前奏，速赐流窜。』侍御史孙升言：『谨按：宣德郎李伟狂妄怀邪，欺罔误国。既独奏二股回河之议，有乘时建立大事之言，内挟文彦博之势权，外假吴安持之游说，大臣为之摇动，朝廷于是听从。力役既兴，公私被害。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罢，则李伟欺罔之罪益明。今来朝廷不独不行李伟之罚，而又授李伟以外监丞之命，如此，则是无功受赏，有罪不罚。伏望圣慈详察李伟欺罔之罪，早赐罢黜，以厌伏中外之心。』
六年正月丙戌[16]，御史中丞苏辙言：『谨按：自来河决，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后乃决。然则大吴之决，已缘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于北，理必不可。且见今北流深处，水行地中，实得水性，舍此不用，而欲引故道，使水行空中，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议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虽变回河之名力分水河之议，据都水奏请，本谓回河与減水事体不同。所有已修造马头三百余步，乞从收河司随宜措置。马头既在大河之中，横拦水势，泛溢之时，理须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虽许其所请，然本司收买马头物料，至今不绝。又与本路监司奏随宜开导口地一带河槽，务令深阔，并修葺紧急堤岸，酾为二渠。臣观其指意，虽为減水，其实暗作回河之计。欲乞圣慈特选骨鲠臣僚及左右亲信往河北计会，逐处安抚、转运、提刑、州县及北外监丞官同共踏行，详具图录，开述利害，保明闻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罢分水指挥，废东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马头锯牙，依上件所陈施行。今年春天，仍并拨付北流开河筑堤役使，所贵河朔及邻路兵民早获休息，国家财赋不至枉费，有农足之渐，则天下幸甚!』
三月。始，苏辙为御史中丞，论回河三事。其一、乞存东岸清农口；其二、乞存西岸投摊水；其三、乞除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下河北监司相度，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既执政，于殿庐中谓大防曰：『锯牙终当如何?』大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若不东，北流必有害。』辙曰：『分水虽善，其如北京百万生灵每岁夏秋常有决溺之忧何?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故道虽中间通流，两边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
刘挚曰：『今岁岁开浚，正为此矣。』辙曰：『淤却一丈，开得三尺，何益?若淤涨水过后，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令能胜任涨水，彻去锯牙，免北京危急之患，此实利也。』挚曰：『河朔监司皆不如此司，为之奈何?』辙曰：『外官观望故尔。何以言之?张璪虽言锯牙当存，而乞大修北京签横堤，所费不赀，则准备锯牙激水之患耳。』大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目见，则须以公议言之也。』及至上前，大防、挚皆言以分水为便。辙具奏。上语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耳。』辙曰：『朝廷若欲慎重，乞候涨水过，见得故道，转更尤高，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彻去锯牙。如此，犹且稍便。』既至都堂，大防、挚令批圣旨，并依都水监所定。辙谓堂吏：『适已奏知，乞候涨水过，别行相度。』挚大不悦。大防知不直，意稍缓。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
此据《龙川别志》及《颍滨遗老传》附三月末。
七年十月辛酉，诏：『大河东流，都水使者吴安持赐三品服，北外都水监丞李伟令任满日，令再任。』
《玉牒》云：辛酉，河复故道。
八年正月乙巳，中书侍郎范百禄言：『窃闻水官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准敕罢回河后，逐年并功，修进梁村锯牙，并大河两马头。经今四周年有余，用过功力浩瀚，兼三处并行，若如水官之意，既进埽绎，又狭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及预乞朝廷候北流浅小，作软堰闭断。详此五事，显见必欲回河，特以分水为名，托云恐东流生淤险，行巧计耳。方且鼓倡言路，以非为是，致台官章疏前后十余，中外传听，不能无惑，深恐不便。伏望二圣明诏三省速议，果决拆去河上锯牙、两马头，开放河门，任令大河自浚趋下，免致壅遏障塞，淤坏北流，积为大害。若北流通决，将来每遇水涨，自然分向东流。既是分水之利，两河并行，久远安便。』百禄又言：『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降敕罢回河，今来臣僚回河之意终不肯已。然而大河亦然不可回，吴安持等方日生巧计，壅遏北流，前后多端，致大河渐有填淤之害，寝坏禹迹之旧，岂不深可惜哉?』先是，进呈御史李之纯、董敦逸、黄庆基乞回河东流、杨畏乞差官相视，及都水监吴安持乞于北流作土堰、定河流，以免填淤事。时吕大防在告，苏颂等皆言商量未定。苏辙面奏：『安持所言，决不可从。』而范百禄再上此奏。
二月己未，门下侍郎苏辙奏：『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公事[17]。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旨。切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尝以为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伏望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至是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之间，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动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绎。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绎，约令北流人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埽绎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太皇太后以为然。时吕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进也。
据《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并《栾城》所载札子日月，井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系之三月十二，恐误也。今从《集》及《志》、《传》。
辛未，三省进苏辙所议河事。吕大防曰：『今来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前乞遣官按实是非，明示赏罚，此言极当。乞依施行。安持小人，要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
《实录》系之三月二十四日，今从《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校勘记
[1]朝廷 原本脱「廷」字，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2]按视 原本『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3]具见其实 原本『具见其』三字为一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4]别议 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五补。
[5]退太师 原本『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6]须治故道 原本作『须快乞不』，语甚淆乱，兹据《长编》卷四一五改。
[7]或河道变移 原本无『或河道』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四五一补。
[8]只开 原本『只』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9]费用 原本『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10]修闭 原本作『终闭』，据《长编》卷四三三改。
[11]朝廷疑惑 原本作『□议惑』，据《长编》卷四三三改补。
[12]凿收 原本『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八补。《长编》原注云：『「凿收」二字，疑误。』
[13]侍御史 原本『御史』下衍『大夫』二字，据《长编》卷四三九删。
[14]利害 原本脱『利』字，据《长编》卷四三九补。
[15]北外 原本『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八补。
[16]丙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五四补。
[17]式假 原本『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二
哲宗皇帝
回河下
绍圣元年正月丁亥，左司谏虞策言：『今岁大河水入德清军城，一城生聚，被害者众，盖是水司失于豫备。若选臣僚与熟于河事之人子细行视，必可以见得将来水势所向紧慢，于逐处州县镇城预作堤防，免公私仓卒受患。』诏令都水监丞郑佑等，并本路安抚司及转运司、提刑司相度闻奏。先是，都水使者吴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时苏辙以祈谷宿斋，不与也。吕大防为山陵使，行有日矣。辙见大防于待漏，语及河事。大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范纯仁旧不直东流议。辙告纯仁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纯仁曰：『命已下，奈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即议于皇仪门外，而再降指挥，使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议可，即一面施行；有异议，疾速闻奏。纯仁始意与大防比，至是乃相信服。戊子，三省言：『权河北路转运副使赵偁言：恩、冀旧河既已淤淀，内黄、宗城不可复塞，而阚村一带，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才候冰消，即开阚村等三河门，使伏槽之水就不顺直，却行开浚澶渊故道，准备分播涨水。』是时水衡锐意回河，论奏以千百数，诏率下转运司议。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为鮮，偁独居中持议，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复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搔动，半于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盖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八年二月，本官议以北流浅小，可为软堰权闭，涨则决之。偁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能去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例，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全盛之势，以治东流、北流可矣。』于是诏罢软堰。五月。水官又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偁争不能得。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干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纵横散漫，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之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里不绝。是年冬，水官又请因河狭浅，权堰断，使水势入孙村口。明年，偁又上言：『壅水为患者验甚明，臣尝进愚议，正谓引也。今有司又欲迁德清，并浚清丰诸口归纳故道。臣渭河过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而无患。世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间，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势可见，奈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横垄、六塔、商胡小具，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也。先帝睿断，灼见河势，且鉴屡闭屡失之患，因顺其性，使之北行，此万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效也。臣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如此，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即数建河议，水官方未能屈，或遗以甘言说偁曰：『回河，上意也。公毋固执，恐自贻祸。』傅曰：『人臣当官而行，惟职是视，安敢妄测主意，以负国也?』水官又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于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偁议以为：『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间，役费不赀，已试久矣，要当果决。今又欲权堰缕断为首取之议，不敢同也。张包一带，即阚村旧河，中间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为缕断，安能御大河之冲哉?且东流阔处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纳?去岁尝开鸡爪十五余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月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何可胜言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决。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是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诏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浚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乎?』漕、宪曰：『可，第无益耳。』又曰：『将不塞张包，以存北流于东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于是时诏使者曰[1]：『审耳。则水之趋北，势也，奈何逆之?』由是从倡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会中格[2]，复罢。偁太息谓其子曰：『河无事，妄扰之耳。议者每以侵害塘泺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断则塘泺遂淤矣。北流尚存，则恩、冀、沧、景悉为河南地。以河为限，此大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几危。绍圣之初，竟漂败之，西警广武，南抵澶渊。吾谓不上壅则下溃，既已信矣。不三数岁，恐河无安定之理，谁当复为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言：『大河东流，的确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下流已湮，而上流横溃，力害益大。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害。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塞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从长相度，具图保明闻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来上。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决，近又权都水使者吴安持与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及河北转运副使赵偁议论各不同，虽已令安持、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监司从长相度，虑更有异议，奏请往复二诏差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驿放朝辞[3]，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水监及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所陈黄河利害文字同议。如议论归一，即依前降指挥施行；如有异议，即仰吕希纯、井亮采定夺，具图状保明闻奏。先是，范纯仁面奏：『许将双行梁村、内黄口，事理稍便。』吴安持亦以为然。即诏安持一面施行。苏辙曰：『大河之势，东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口危，乞于西岸增筑马头二百步，约水向东。朝廷指挥水官与安抚、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东流、上流别无疏虞，然后施行，逐司遂乞減马头一百步。然是秋涨水，为马头所激，转射东岸，漂荡德清军第一埽，为害最大。及涨水稍落，不能东行，却倒射西岸。恐须令逐司共议，乃得其实。』上曰：『此事不小，当合众人议之。』然已降指挥，越二日，三省奏事罢，上特宣谕曰：『黄河利害，非小事也。宜遣两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纯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将起，方议遣官，恐稽留役事。』苏辙曰：『臣去年尝乞遣官按行，是时太皇太后以为水官只在河上，犹不能保河之东西。今骤遣人，亦难决。』上曰：『此事非细事，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亦何损?』于是专遣希纯、亮采往视。
二月己酉，都水使者吴安持、都水监郑佑言：『勘会堰梁村缕断张包，闸内黄决口。疏口地，开鸡爪河凡五事。乞据疏内相度同议。已得归一者，便听一面施行。今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兴工，即一面施行。』丁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言：『看详都水监所奏，乞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闸内黄决口于窦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开鸡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据大名府路安抚、河北路都转运司、提刑司、都水监官、北外丞司状并称合行堰断，同议已得归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兴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讫。』己未，吕希纯、井亮采归自河上。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而签书枢密院刘奉世援旧例，乞与河议。奉世，文彦博、吴充门下士也，常以北流为非。丙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吴安持所画河图及利害。范纯仁曰：『昨专遣吕希纯、井亮采躬亲行河，决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复从水官之说。』上曰：『希纯等行河，不及一月而还，止到大名，未尝至恩、冀，恐有所不尽也。』韩忠彦等曰：『吕希纯等所上河议，亦未可施行。』又以监察御史郭知章奏，乞专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当专付之水官，失职则责之可也。』希纯、亮采之议寻格。
三月壬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奏：『本所寻亲到北京元城县孙村口及馆陶县堤埽相视一带水势，次到梁村张包口及内黄县蒲潘口相北流水势。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广行询访利害，大抵北流势顺下，故河道常欲趋北，前后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见今水流分路颇多。今来逐司议论不同者四事，惟张包河门等最为要切。安抚司、都水监之意，欲于缕断处，仍起堤三十里，以防夺动大河；转运之意，欲存留以为北流。下河所陈利害。本所契勘：东流自梁村西下，至孙村水口一十六里有余，见今伏槽，水势约八九分，已来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开，大段窄狭，其阚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横截大河，使之东去。自阚村埽至内黄下埽，空缺者七十余里，张包河乃在其间，虽即今水势浅小，然去北之势，极为顺便。但自决大吴口，后来累年之间，北流堤防全不修葺，即自难以便依转运、提刑司所请。张包等河门不行，缕断流，待涨水之出，仍乞闸内黄决口，凿开九里堤，使水势无壅。其东行亦依安抚司、都水监所请，疏口地、开鸡爪河，以助东流之水势。保明委是诣实。』是日癸酉，诏都水使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举照管措置，务要于向下州军别无疏虞，候将来涨水，见得河势行流次第，令都水监具的确利害，保明闻奏。
四月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亲相视得东流水势已及八九分，张包河一支，即日減落，水势甚微。上件河门若不断闭，窃虑向去涨水不测，牵夺大河水势向西，冲刷河门，愈更深阔。已牒大名府，都大与本地分都大修闭，限十日毕工去讫。』
六月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阚村以下至内黄下埽，缕堤七十里，所用薪刍为数不少，除将年计物料那融分擘外，其上件七十里[4]，见为七节修治，每节各管一十里。今约度每节添置梢草四十万束，乘此秋成计置，每束约用钱三十五文，计九万八千贯。合取朝旨应副，及乞差官措置。』并从之。
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丁巳，上谕执政，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广武埽，详见《导洛》）。
八月壬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功役，及令南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
九月己未，三省、枢密院同李仲、王宗望欲开迎阳港河、闭燕家河门、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吴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兴役不一，劳人伤财，不可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兴。』上亦以为不足开，安焘亦以为然。惇曰：『曾布在河北，颇知河事。』又曰：『河遂以东，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堤防未完，须疏治下流及增固堤防，不尔，恐未免上流衡决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于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吴安持好兴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后于河防枉用功力，不必□，以至縻费提刑司封桩钱万数。盖缘当时议论不一，而安持辈务欲约大河归东流，致德清军横流垫溺，公私财力困弊。』遂指图中燕家河门，乃是初决者小吴□□□。惇曰：『元丰中，任河势顺流，未尝用工，却无事。』焘曰：『容臣开陈。』因言：『大河北流，过钓台下流深阔处入界河。若更变移近北，即流入北地河，在敌境，则自可为桥梁度河，中国更无限隔之处。所以文彦博辈议欲回东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北地者，如河不变移，趋北则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韩忠彦曰：『但责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
十月己巳，工部言：『都水使者王宗望等状：自阚村已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塞闭了当，全河悉已东还故道，更无北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拨。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准备枝梧，庶免噎凌之患[5]。』从之。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十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以来，凡经九月，上禀成算，遂断北流，以除河患。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纪绍圣临御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额官等功力、等第以闻。
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当并王宗望事迹：绍圣元年为都水使者，朔部目河决，而东北流之议兴。宗望有请于朝，遂塞张包、樊郡等河，自阚村已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创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又设为经画，自阚村南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补筑新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低级疏修疏浚，虽盛夏涨潦，更无壅决之患。二年，上嘉其劳，进阶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未数月，擢工部侍郎，进阶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己酉，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分減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其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功，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北流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6]，决坏民田。近据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已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决。今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下，惟旧堤多有损缺怯薄处[7]，势有可虞。至于阚村而下所缉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涨水。兼京城上流多处埽岸[8]，虑有壅滞冲决之患。』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疾速前去计会。北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以来，逐一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今如何增修疏浚，将来盛夏，不致壅滞冲决。候过涨水无虞，即据昨来所闭北流之功等第推赏，仍先具结绝事状以闻。如向去因措置不当，致有冲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乙卯，左司谏张商英言：『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官，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防将来冲决之患而已。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开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土則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来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及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枝持?访闻先朝时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9]。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极陈：『近岁调夫，多至于率钱，民力重困。既切责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须索。今京东、河北皆饥歉流亡，河役不可责办民力。』安焘曰：『河已东流，不可复易。』布曰：『河既已东，无已议者[10]，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但因其势而顺导之则可矣。东流固未可保其无患，不可不责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复故道，则当使如小吴未决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岁有水患也。』众皆曰：『旧亦有决溢。』布曰：『先帝在位几十年，河决者三四，未尝岁为患也。』枢密院再对，布复陈：『安焘屡言东流不可更议，臣等本无此意，但未敢保其无患，须责水官以不可败事也。兼夫役不可尽责民力，须朝廷应副尔。』既对，韩忠彦谓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开尝以回河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诚不晓事，未至于此。使大河已东，必欲徙之北流，以便于开之论，此言果可伸乎?』复数日，布又言：『吴安持论河事既被督责，计穷辞屈，真情尽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为先有此论。韩忠彦具知其说。当时安持以谓河须东流，须闭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纯仁、苏辙主北流之论，故且为此说以诱之，无其肯听。今乃执此言以逃责，更为期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尽闭北流为非，当时何不言?』布曰：『安持为工部侍郎，乃其职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尽闭?陛下固已察见其奸言矣。』上欣纳。退至都堂，安持等来禀河事，因反复久之。布谓章惇曰：『何惜二十万未应副?将来若败事，秋毫无所假借。』安持又言：『酾二渠为便。』布曰：『若然，则是北流是?东流是?』安持曰：『须以渐闭。』布曰：『然则几何年可了?』安焘云：『只为昨降文字以东流为非，故如此纷纷。』布曰：『本不以东流为非，亦不敢以北流为是，但不敢保东流无患尔。主东流者乃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国事但欲取之当尔[11]，东、北何择焉?』翌日，同呈安持札子。布曰：『计穷辞屈，奸言尽露。』安焘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韩忠彦所闻，乃是欺罔反复。』安焘曰：『布改定札子，以东流为非。』布曰：『臣尝以谓用偏见主东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顶河事，于此持心实平直，于东、北流无所主，但欲处国事当尔。』焘曰：『谁不平直?』上曰：『执偏见诚不可！』反覆久之，布又言：『札子乃章惇所草，臣尝改定，云新缕七十里堤，未委可与不可捍御将来涨水，及虑上流有壅滞冲决之患，缘公私之忧不细，不可不预为经画。此语恐亦合道。至于众论所疑，无不削□。』惇曰：『昨日已谕水官，人夫、物料极力应副。若将来败事，水官亦无所假贷。』上曰：『当如此。』甲子，左司谏张商英言：『伏闻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近诣三省、枢密院禀议河事，在都堂喧悖，略无仪矩。始以母老为辞，又以须得二十万夫、千万刍梢乃可往，厉声云：「水官岂可不为自全之计！」按：安持主张河事八年，今日开口为自全之计，即前后欺罔，不攻自破。缘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门人，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又是安持男女姻家，致安持恃此亲戚恩旧，敢肆侮慢，使庙堂之体陵夷。如此，何以耸天下之具瞻，为首僚之表式哉?安持首鼠两端，必图再用。欲乞下有司薄责：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后费用若干?人兵、钱粮、梢草兴得是何功利?从初主意，为是东流?为是北流?若主东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闭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筑?若主北流，因何年进马头，水人孙村口?若以孙村口分減水势，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浅淀，却于窦家港等处行水?明正案牍，具列情状。检会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责降施行，仍自今年开塞北流以后，专责王宗望、郑佑，候过涨水取旨当罢。况此一事，上系朝廷休戚至大，下系生灵利病不小，大臣岂敢以亲党之故，置私意于其间?所有臣自供职后来论列章疏，亦乞检会，再赐采择。』
商英此章，据布《日录》，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枢密院，与三省同进呈。郑雍白上：『曾布尝诘责安持反复奸言，故安持对水官惧后命，不敢不为自全之计，亦无喧悖状。』上曰：『安持果安石婿?』韩宗彦曰：『蔡卞友婿。』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变乱是非，以误国事!』上曰：『此无可行者。』遂罢。
二年十月甲申，三省、枢密院言：『绍圣元年，命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疏浚，可使将来盛夏，不至壅滞冲决为患。即据向所闭北流之功，当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当，致有冲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诏：『以大河东流，軔请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为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吴安持为朝请大夫，候过来年涨水，东流无虞，更加旌赏。若致决溢，仍旧滋长河患，当议施行。』
四年十二月乙未，诏朝议大夫郑佑、承议郎李仲各迁一官，仍減三年磨勘。内郑佑依四年法比折。朝请郎黄恩转一官，并赏治水功也。又诏減三年磨勘，仍依四年法比折。又诏郭知章、李伟、王孝先各遷一官，中散大夫王令图赠左中散大夫，赏首建言主回河功也。
元符二年六月己亥，河决内黄口，东流断绝。
此据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状追书[12]。绍圣史官专主北流之议，至东流断绝，乃不正言其日月，盖奸臣意别有主[13]，于记述则未详细耳。
七月丁巳，诏水部员外郎曾孝广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广尝为南外都水丞，迁都水监丞，不主东流之议。及是河决内黄，故使孝广按行，因得申其素志。
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将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北河堤岸。寻又诏东流各着埽分照管勾当。戊子，监察御史石豫言：『窃闻阚村水涨，其势不至湍悍。若加救护，可无决溢之患。而有司坐视不救，意谓上流决溢则下流減杀。盖河口易以闭塞，侥幸逃责，以到今日，全河北流，滄浸人户田苗，成此大患。望根究诣实，重行朝典，以戒欺罔。』诏王祖道体究以闻。
旧录于此下云：河顺下北流，先帝已降诏旨，而豫以为欺，则误矣。新录辨云：大河流溢非细，微可隐之事。既按视之，必得其实。若果如豫言浸民田庐，则黜责以戒欺罔宜矣。今不论事之虚实，而即以豫言为误，盖私意也。今删去十九字。
九月庚子，左司谏王祖道言：『请先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令工部检详东流建议及董役之人，以名闻奏。
十二月乙巳，水部员外郎曾孝广言：『大河见行滑州、通利军之间苏村埽。今年两经危急。请自苏村埽危急处，候来年水发之时，乘势开埽导河，使之北行，以顺其性，下合内黄县西行河道，永久为便。』从之。
导洛广武埽附
元丰八年五月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可隶都水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元祐二年冬，始闭汴口。
据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增入。元祐四年冬未，梁焘奏议当考。
四年十二月甲子，御史中丞梁焘言：『臣愚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尝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北流人于河，后欲导洛，以趋汴梁，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北，壤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导河，以助洛水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则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而汴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转运司每干于朝廷，势不能不为之应副。窃计自缘清汴之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期罔之奸。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然不以为虑，而殊不知新涉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澜漫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14]，其患岂胜言邪?此其大可惧者是耳。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京师万一之患而已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除其害哉?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依旧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食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溢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鮮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舶，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准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去大害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前后之臣者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伏望圣慈面诏大臣，商择而施行之。事系国体，愿留宸念。』
绍圣元年十月辛丑[15]，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壬寅，上谓辅臣曰：『广武埽危急，阁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往视之。』辅臣出图及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欲水势趋南岸。今时止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都水监丞冯忱之言[16]：『广武埽危急，水势刷塌堤岸。欲乞筑澜水签堤一道。』诏令冯忱之、李伟、郭茂恂相度，从长措置。戊申，诏差入内高品黄汝贤往广武等埽传宣抚问，救护大河堤埽。官吏、役兵给赐银合茶药、缗钱有差[17]。庚戌，权京西转运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涨，已开涟口开放水，有灵蛇见，土人以为河流将平之验。』诏令差官到祭，寻京西转运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渐顺，别无黄水透入洛河，于清汴可保无虞。』癸丑，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乘传往广武埽及洛口措置救护。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广武埽已刷塌地步阔远，塌透大堤须修卷埽岸，役兵数少，特乞在京壮役广固共三千人，并下京东都大司，于缘汴装卸入内，除府界、泗州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装卸一千人，并吏部差有心力使臣取押。内广固壮役，差云贝装卸东京、淮南各一员，依例支破递马驿券，兼程前来。其人兵限使臣到，并一日内起发，及令本处支借附带合用锹杵等赴役。』御批：『除广固指挥不差外，余可并依所奏，日下便与处分。』丁巳，上谕执政：『闻河埽久不修，故几坏者数处，鱼池、原武、阳武皆已遣水官乘传疾置护役。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广武埽坏，大河与洛水合而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亦须藉置为久计。安持强干可倚，其促安持往营度之。』皆对曰：『但雨止，则可无虞。臣等谨奉命，退当召安持至政事堂，以圣意谕之。』壬戌，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即自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河、洛之南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诏吴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计的确工料，结罪保明已闻。
八月丙子，以权户部侍郎吴安持为权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埽堤身二千余步，与清汴绝近，接洛河之南。去广武南五六百步或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余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功力浩大。乞下合属官司，别相度保明。』从之。辛巳，都水监言：『河势紧急，缘阳武埽逼近京城，请速那官，同共提举固护。』诏差开封府推官赵越疾速前去救护。王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南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
九月乙丑，曾布再对，陈：『河防不可轻动，枉费财用。如吴安持见开洛河，外议未以为当。用夫四十五万，若洛水小，引水傍山无益。若泛涨，自当就下，径入黄河，岂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颔之。
十月己巳，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洛口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已毕工放水。乞除提举官员外，自余官吏，相度节次存減。』
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财用，皆自东南漕运，以充岁计。今年上供物数，十无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闭口，臣责到提举汴河堤岸杨炎壮，称自元丰二年导洛通汴，至兀祐元年，八年之间，不曾闭口，如遇冬寒，差兵行冻，并不失事。乞依元丰条例。』从之。
二年正月戊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丰二年四月内导洛通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凌结，即督责沿河官吏打拨通流，并无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便行闭塞，使河流涸竭。殊不究当日导通之意。欲乞于正月内择日开拨，放水归河，永不闭塞，四时流通。如遇凌结，止可将西五斗门減放，节限水势，如惠民河行流，则自无壅遏之患，于国家有万世源源不绝之庆。』从之。
校勘记
[1]使者 原本无『者』字，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2]中格 原本『中』字作两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中』字。
[3]乘驿 原本作『弃驿』，据《长编拾补》卷九改。
[4]上件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5]噎凌 原本『凌』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6]将陵埽 原本『陵』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7]怯薄 原本『怯』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8]多处 原本作『言处』，《长编拾补》卷十一仅做『处』，兹据文意补『多』字。
[9]贾种民 原本脱『民』字，据文意补。
[10]无已 原本『已』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11]取之 原本『之』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12]此据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五○一补。又『追』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五○一补。
[13]奸臣 原本作『□目』，据《长编》卷五○一改补。
[14]直冒 原本『冒』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5]绍圣 原本无此二字，据文意补。按：元祐后为绍圣，故此元年当为绍圣元年。以其无
年号，故《长编拾补》未予辑录。《长编拾补》卷一○有『绍圣元年七月癸卯，都水丞冯忱之言云云。』本节下文又有都水监丞冯忱之，可以为证。
[16]都水监丞 原本『都水』下衍一『使』字，据《宋史·职官志》删。按：宋代水官除都水使者外，其属官均不带『使』字。
[17]给赐 原本『给』字作墨丁，据文意补。